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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收藏协会 马玉希
（一）
论述“官窑”，最早见于
陶宗仪《南村辍耕录》卷二九“窑器条”引叶寘《坦斋笔衡》，“陶器，自舜时便有，三代迄于秦汉，所谓甓器是也。
今土中得者，其质浑厚，不务色泽。末俗尚靡，不贵金玉，而贵铜磁，遂有秘色窑器。
世言钱氏有国日，越州烧进，不得臣庶用，故云秘色。
陆龟蒙诗：‘九秋风露越窑开，夺得千峰翠色来。
如向中霄盛沆瀣，共嵇中散斗遗杯。’乃知唐世已有，非始于钱氏。
本朝以定州白磁器有芒不堪用，遂命汝州造青窑器，故河北、唐、邓、耀州悉有之，汝窑为魁。江南则处州龙泉县窑，质颇麄厚。政和间，京师自置窑烧造，名曰‘官窑’。
中兴渡江，有邵成章提举后苑，号邵局。袭‘故京遗制’，置窑于‘修内司’，造青器，名‘内窑’。澄泥为范，极其精致，油色莹彻，为世所珍。后郊坛下别立新窑，比旧窑大不侔矣。
若谓旧越窑，不复见矣。
”此论核心，“官窑”也，来龙去脉，一清二楚，细论之，诸多疑案、悬案迎刃而解。
“陶”前“甓”后，无庸置疑。
自“秘色窑器”，始有异议，据陆龟蒙诗，“乃知唐世已有，”实则，五代益盛，至后周，分南、北二系，北系又称“柴窑”，“柴”者，柴荣也，
其人自幼经商、管家、理财，任澶州节度使，检校太保，太原郡候期间，“为政清肃，盗不犯境，广其街肆，增其廨宇，深得民心。”治世奇才，崭然见头角焉，时值五代末期，因连年争战，土地荒芜，水利失修，市场凋零，人烟断绝，荆榛蔽野，满目疮痍，民不聊生，乱象极矣，世宗一俟继位，锐意改革，招民垦荒，恢复漕运，兴修水利，修订刑法，考正雅乐，规范科举，搜求遗书，雕印古籍…，其所辖地，焕然一新，
王夫之慨曰，“天假之年，中原其底定乎！
”“是时中国乏钱，乃诏悉毁天下铜佛像以铸钱”，“禁天下铜器，始议立监铸钱”，史称“颁铜禁”，铜以瓷代，或曰“以瓷代铜”。“瓷”者，易造、易用，易洁、易于接纳，顺天应人，一呼百应，遍地窑火，窑器大兴，
世宗亦亲力亲为，借鉴“秘色瓷”，
采用北地泥料，创烧“柴窑”，壁薄如纸，镂空剔透，易于烧制，“釉”成，则器成，省料，节能，千峰翠色，亮丽常新，惟其“窑温”偏低，不胜“厚”器，
“厚”则“烧不透”，若提高“窑温”或延长烧制周期，釉层易熔，往往流釉，窑粘，
此亦当时窑业共患，无不穷于应付，
譬如“定窑”，承传唐世釉陶“糙底阻釉”工艺，薄釉，近足，益薄，见胎，“窑粘”固减，然，“有芒不堪用，”所谓“芒”，“刺”也，“糙底”使然，“遂命汝州造青窑器，故河北、唐、邓、耀州悉有之，
汝窑为魁”，“满釉支烧”，“支钉痕”亦“芒”，小如芝麻，“寥若晨星”，化丑为“美”，令人叫绝，惟承载有限，亦不堪厚重礼器，否则，“支钉痕”必大，或多，难再称美。
所幸，“江南则处州龙泉县，窑质颇麄厚，”分“黑胎、白胎”二脉。
“黑胎”一脉，釉薄、胎涩，不甚流釉，底足露胎似铁，口沿釉薄色浅，美其名曰“紫口铁足”，因坯、釉“膨胀应力”悬殊，易致釉裂，俗称“开片”，出窑，埋入草木灰，釉裂处随即染色，或黑、或红，誉之为“金丝铁线”。
“白胎”一脉，“石灰碱釉”，黏度高，厚而不流，柔和淡雅，似青玉，称“龙泉窑粉青釉”。
一旦精制，二者皆宜厚重礼器，惟远离汴京，
故“政和间，京师自置窑烧造，名曰‘官窑’”，多赖“龙泉”之法，兼纳众窑所长。
宋徽宗，名为帝王，实则“艺痴”，精于鉴赏，眼力超凡，极尽挑剔之能事，在其看来，“飨宗庙之器无一有合，去古既远，礼失其传矣。祭以类而求之，其失若此，其能有格乎？诏有司悉从改造。”
“可於编类御笔所置礼制局，讨论古今沿革，具画来上。朕将亲览，参酌其宜，蔽自朕志，断之必行，革千古之陋，以成一代之典，庶几先王，垂法后世。”（《纪事本末》）
“亲览”！“必行”！活脱脱一位实力派大玩家，无艺不好，无好不精
，“官窑”乃其最后玩项，尤甚。许之衡评曰，“胜代崇文物，官窑重楷模。精华四海萃，供亿万缗输。”（《饮流漫稿》）其痴迷、挥霍状跃然纸上。
所说“楷模”含“法式、规范、标准、榜样、模型”意。
作为“法式、规范、标准”，有欧阳修《集古录》、赵明诚《金石录》、王黼《宣和博古图》、吕大临《考古图》等相继问世，“以追三代之遗风”，“掇习三代遗文旧制以行于世。”
（《考古图》）“仿虞周汉唐三旧”，“恢尧舜之典，总夏商之礼。”（聂崇义《三礼图》）
作为“榜样”
，“宣和间，内府尚古器：士大夫家所藏三代秦汉遗物，无敢隐者，悉献于上。而好事者，复争寻求之，一器有直千缗者。利之所趋，人争搜剔山泽，发掘坟墓，无不所至。”（叶梦得《避暑录话》）
作为“模型”，
“柴窑”则独辟蹊径，巧构思，该工艺发端后周，
徽宗时，已炉火纯青，又称“宋柴”，
薄如纸，易成型，易整型，易烧成，
“器型”万变，无一不精，无一不美，端庄秀丽，匀称协调，棱角规矩，纤巧隽妙，优中择优，堪为“楷模”，确保“官窑”“制作凝重、古雅，而瓷质之腴润，釉色之晶莹，历千载而常新。”
“虽研炼极精，莹润无比，而体制端重、雅洁，犹如三代鼎彝之遗意焉。”
（《饮流斋说瓷》）
“柴窑”则独辟蹊径，巧构思，该工艺发端后周，
徽宗时，已炉火纯青，又称“宋柴”，
薄如纸，易成型，易整型，易烧成，
“器型”万变，无一不精，无一不美，端庄秀丽，匀称协调，棱角规矩，纤巧隽妙，优中择优，堪为“楷模”，确保“官窑”“制作凝重、古雅，而瓷质之腴润，釉色之晶莹，历千载而常新。”
“虽研炼极精，莹润无比，而体制端重、雅洁，犹如三代鼎彝之遗意焉。”
（《饮流斋说瓷》）
就原料而论，“黑胎”坯料，汴京颇丰，谓之“澄泥”，黄河千年沉淀“渍泥”也，可制砚，名曰“澄泥砚”，与端砚、歙砚、洮砚并称“三石一陶”，高温成瓷，低温为陶，性能绝佳，烧制窑器，施薄釉，呈“紫口铁足”，
初则，署“汴京官窑”款，因尚无“击碎掩埋”制度，拣退，出卖，不雅，后不再署款，若有必要，直接补刻殿堂款，如“奉华”之类。所谓“刻款”，非自“官窑”始，民间“供御瓷”，向由“东西窑务”“典御官”指定“待诏供御”烧造，可“搭烧”民用瓷，为有所区别，“供御瓷”署“官”字款或“内府”款，烧成，“御拣”，若发现无款但合意者，补刻款，一并呈送京师，进奉宫中，落选者，窑主自行出售。“
宋柴”独无“拣退”、“出卖”之虞，皆直接署款，印、刻、阴、阳，无所不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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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白胎”坯料，汴京绝无，
但因水运便利，却不难获取，
是时，“水力破碎瓷石”工艺业已成熟，
所制坯料白度极高，“饶”料为最，
余稍次之，称“白不子”，
用以烧制窑器，类银，如玉，
诗云，“政和官焙来何处，君后晴窗欣共煮。银瓶瑟瑟过风雨，渐觉羊肠挽声度，盏深扣之看浮乳，点茶三昧须饶汝，鹧鸪斑中吸春露，…”（《石门文字禅》）
元代马祖常亦曰，“贡篚银貂金作籍，官窑瓷器玉为泥”，
佐以“玛瑙末入釉”，开片状如“云母”，粼粼如冰，层层相叠，多达七、八层，遇水则融，水干则现，辅以金丝铁线，益美，堪称“汝官”，
乾隆诗云，“
李唐越器久称无，赵宋官窑珍已孤，
色自粉青混火器，纹犹蟮血裂冰肤。”“
钧窑”器改用“白胎”
，“紫口”变“脱口”，
口沿、棱角谓之“出筋”，
釉色渐褪，似玉非玉胜似玉，
似珠非珠胜似珠，美若琅玕，
脱口，垂足，琅不流，“琅”者，美釉也，
以“酱釉底圈”阻滞流釉，堪称“钧官”，
清仿，称“朗窑红”，
以“二层台”阻釉，效果欠佳，
故有“要想穷烧郎红”之慨，
但需注意，琅、郎有别，非“朗不流”也。
“宋柴”改用“白胎”，
兑色，遂成“色胎”，色种齐全，
色阶无穷，透明釉，多饰“铁线”，
辅以自然“金丝”，益俏，又称“柴官”
，仿古、创新，无一不中规中矩，
四棱、六棱、八棱、多棱、异型，无所不至，
至今莫知其妙，
故有“一方顶十圆”之慨。
黑胎、厚釉，则成“仿青铜器瓷”，
不仅形似青铜器，手感亦似，堪称“铜官”，
冠绝古今，
后仿，称“茶叶末釉”，偏轻。
就匠役而言，是时，窑口林立，竞争激烈，京师置窑，敢不争先，借机“扬名”？实可谓一呼百应，高手齐聚，何需朝廷过分张罗？
唯其关注者，高雅也，
徽宗崇尚雅文化，追求阴柔之美、含蓄之美、内蕴之美、意境之美，讲究温文尔雅、自然天成，体现于瓷，犹重质感，满釉单色，器型简约，求正不求奇，极尽静态美、内在美、不饰之美，纵有装饰，适可而止，
绝无喧宾夺主之虞，线形不张不驰，对“形式美法则”掌控一丝不苟，比例、尺度、均衡、韵律无一不反复推敲，反复琢磨，反复修改，“度”之把握，毫发不爽，恰倒好处，纵令万世之后无以加焉，无以减焉。
器型一俟定谳，各路窑口分别施釉、烧制，相互之间，难免借鉴、融合，技术重组，变幻莫测，新奇特异，层出不穷，海纳百川，旷古绝伦，堪称瓷宗。
宣和七年（1125年）十二月，徽宗禅让钦宗。
靖康元年（1126年），军事紧急，钦宗诏令罢内、外官司局一百余处，独留后苑作“以应奉道君皇帝”。是年，十一月，金兵攻陷汴京，二帝被俘，“府库畜积，为之一空”，继之连年水患，“官窑”遗址、遗物随同汴京城被淤泥层层叠压，地下水位较高，极难发掘，至今未见窑址，从政和元年至靖康元年，“官窑”存世不过15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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靖康二年，即建炎元年（1127年）五月，高宗登基应天府，今之商丘，古之宋州，汴京陪都，时称南京，毗邻黄河故道，亦产“澄泥”，“中兴渡江，有邵成章提举后苑，号邵局。袭‘故京遗制’，
置窑于‘修内司’，造青器，名‘内窑’”，或曰“修内司窑”。
所谓“中兴渡江”，谀辞也。靖康奇耻，徽钦被俘，高宗流窜，一败涂地，“渡江”是实，何来“中兴”，难言之隐，换个说法，遮丑而已，“时间坐标”也，其间，历史事件多矣，“中兴渡江”一语虽难尽言，世人却心知肚明，实指高宗“渡江”前、后相当一段时间，
譬如，“有邵成章提举后苑，号邵局”，所谓“邵成章，字茂文，一字天素，开封人也。少为内侍，博通经史，性特谅直，诸内侍皆不喜之，常出之於外。
宣和初，为淮南路廉访使者，条奏宣抚使童贯五十罪，中外大骇。贯请上皇移成章为河北路廉访使者，亦不加罪。渊圣（即钦宗）即位，内侍用事者，多贬罢。超抉成章入内，知内侍省事，赐梁师成宅以居。时军民一岁两杀内侍，皆知成章忠贤，独不加害。
建炎二年，随行在至揭州。大金攻河北，陕西群盗起京东、西路。宰相黄潜善、汪伯彦皆蔽匿不奏。及张遇攻真州，去行在六十里，上亦不闻。成章上疏条潜善、伯彦之罪。
且曰：‘必误国’，及申，潜善使之闻。上怒，送成章吉州编管。明年，果失中原。上思其忠，召之，诸内侍忌其忠直，遂谮之曰：‘郡九伯若来，陛下无欢乐矣’。
及使居於洪州，大金军破洪州，召之曰：‘知公忠直，能事金国，则当富贵长享矣’。成章坚不从，屡逼，欲杀之。监守两月，复之曰：‘忠臣难得，吾不忍杀’。复遗之金帛。俄以病卒。”（《三朝北盟汇编》）
徽宗当朝，邵成章位高权重，童贯亦惧，所谓“提举后苑，号邵局”，犹言“邵”氏根深蒂固“后苑”，多用“邵”姓，非“邵”姓内侍争相攀附之；
钦宗即位，益宠，“赐梁师成宅以居”，军民“皆知成章忠贤”；“康王将即位，元佑太后遣成章奉乘舆、服御至南京，从幸扬州。”（《宋史•邵成章传》）
直至建炎二年，蒙冤被逐，金人亦“知公忠直”，堪称三世“权侍”，
“政和间，京师自置”“官窑”，一手操持，惟“邵局”也，故有“袭‘故京遗制’，置窑于‘修内司’”
一说，若非早已“置窑于‘修内司’”，
又“袭”之何来？
另据《宋史•职官志》，“修内司”属将作监，“所隶官署十，”“掌官城太庙缮修之事，”“掌陶为砖瓦以给缮营及瓶、缶之器，”设勾当官，由大内内侍充任。
所谓掌“瓶、缶之器”，必先集纳能工巧匠，直接组建作坊，招募粗工杂役，置窑，烧制“瓶、缶之器”。
汴京沦陷，“修内司”移师应天府，伺候高宗登基，方可“袭‘故京遗制’，置窑于‘修内司’，”“袭”者，“重”也，无需试制，一步到位，名曰“袭”，实则“延续”之，从汴京到应天府，犹易地置窑，“澄泥”类似，轻车熟路，加之，钦宗精简“内、外官司局”，所“留后苑作”，百里挑一，剔除庸碌，“高手”浓缩，故，所制窑器“极其精致，油色莹彻”。
“修内司”以“营”为建制，称“修内司营”，隶属“御营司”，亦军亦工，不直接临战，战前，往往战略转移，其间，一旦需要且条件允许，迅即复工，可自食其力，生存力极强，余者，“官窑”分支众矣，临战即溃，惟“修内司窑”躲过一劫，再创辉煌，多赖此也。
是时，张俊将军为前军统制，高宗巡幸扬州期间，曾多次平叛，建炎二年（1128年）五月镇压秀州（今浙江嘉兴）徐明起义，“修内司营”是否随军南撤，虽待考，但因应天府位于黄河南岸，撤，亦从容，其所置窑炉等固定设施或清除，或转手，成器、具或携，或留，最终皆流入民间，“为世所珍”，无缘宫廷，
叶寘论陶，惟“内窑”精准着墨，亲历目睹也，何如“官窑”，“供御拣退，方许出卖”，世人绝难一见，故有“识得官瓷面，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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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炎元年（1127年）十月，高宗巡幸扬州。
建炎三年（1129年）二月，金兵奔袭扬州，高宗仓促渡江，入海避敌，礼器、祖宗神像、牌位“悉委弃之”。
建炎四年（1130年），高宗回越州。
绍兴二年（1132年），以临安为“行在”，其时，钦宗未废，汴京、应天府名份未改，政坛“模糊”，不尴不尬，高宗尝谓辅臣曰：“晋武平吴之后，上下不知有礼，旋致祸乱。周礼不秉，其何能国？”
绍兴四年（1134年），筹备明堂大礼，准备礼器，涉及祭器、祭服、乐器、牌位等，包括陶器七百一十六件套（《宋会要辑稿•礼》），臣僚推荐，按绍兴元年之制，下州军均摊制造，高宗批复，除陶瓷祭器下绍兴府余姚县烧造外，其余均由官府机构文思院制造。
绍兴十二年（1142年），宋、金议和。
绍兴十三年（1143年），建“郊坛”，“郊坛下别立新窑”，辅其事也。
绍兴十四年（1144年），上谕宰执曰，“国有大礼，器用宜称，如‘郊坛’须用陶器，宗庙之器，亦当用古制度。卿等可访求通晓礼器之人，令董其事。”何也？“修内司营”即使落脚临安，陶器“董其事”者却不知去向，惟余残破器、具，混迹垃圾，无一完整，然其质地不俗，器型规整，制作精美，釉面类玉，冰裂纹，足露胎，多仿青铜器瓷，祭祀用，更有“荡箍”一件，铭“修内司窑…置…庚子…师…匠造记”，属宣和二年（1120年）窑具，显系离京窑师，辗转各地，难舍家当。惜哉，物在人去，“访求”谈何容易？难怪“郊坛下别立新窑，比旧窑大不侔矣”，“虽取其形却失之意”，造型亦不甚规范，随意性较大，器物用途已无严格限制。
绍兴十六年（1146年），礼部太常寺奏曰，“靖康以来郊禋庙飨器用之设未备，…恭惟陛下钦崇祀事，垂意典章，凝土范金，制作高古，…当及此时，鳌正郊庙祭器之数，次及臣僚给赐，并依政和六年已行旧制，庶几多寡宜有所依据”。
绍兴十九年（1149年），“工部状，据辖军器所申：…今来除铜器、竹木器，本所差人编拣相验可以添修外，有陶器共二千二百三十八件，内有不堪四百六十件，难以添修，窃见太庙陶器，见委临安府添修，伏乞朝廷指挥，一就令临安府添修制造。后批造工部依所申施行。”朝廷艰困，“新窑”窘厄，可见一斑。
“郊坛下别立新窑”亦属“修内司窑”，简称“新窑”，全称“修内司新窑”，以别“旧窑”，统称“修内司窑”，简称“内窑”，属“官窑”特殊分支，“置窑于‘修内司’，”“名‘内窑’”，以别于“司”外诸窑，所谓“袭‘故京遗制’，置窑于‘修内司’，造青器，名‘内窑’”，易地“延续”“造青器”而已，窑匠、技艺、规章、器具一应俱全，亦如“官窑”，惟坯料，难及“官窑”，只能就地取材，将就土产“澄泥”，孰料，无意插柳柳成荫，竟烧出些名堂，自成一统，垂范后世，孰谓“名窑”，当仁不让余师，师者，“官窑”也，师、徒之间，关系密切，然其时代背景、际遇、品质、流向截然不同。山坐一半”之叹。
建炎四年（1130年），高宗回越州。
绍兴二年（1132年），以临安为“行在”，其时，钦宗未废，汴京、应天府名份未改，政坛“模糊”，不尴不尬，高宗尝谓辅臣曰：“晋武平吴之后，上下不知有礼，旋致祸乱。周礼不秉，其何能国？”
绍兴四年（1134年），筹备明堂大礼，准备礼器，涉及祭器、祭服、乐器、牌位等，包括陶器七百一十六件套（《宋会要辑稿•礼》），臣僚推荐，按绍兴元年之制，下州军均摊制造，高宗批复，除陶瓷祭器下绍兴府余姚县烧造外，其余均由官府机构文思院制造。
绍兴十二年（1142年），宋、金议和。
绍兴十三年（1143年），建“郊坛”，“郊坛下别立新窑”，辅其事也。
绍兴十四年（1144年），上谕宰执曰，“国有大礼，器用宜称，如‘郊坛’须用陶器，宗庙之器，亦当用古制度。卿等可访求通晓礼器之人，令董其事。”何也？“修内司营”即使落脚临安，陶器“董其事”者却不知去向，惟余残破器、具，混迹垃圾，无一完整，然其质地不俗，器型规整，制作精美，釉面类玉，冰裂纹，足露胎，多仿青铜器瓷，祭祀用，更有“荡箍”一件，铭“修内司窑…置…庚子…师…匠造记”，属宣和二年（1120年）窑具，显系离京窑师，辗转各地，难舍家当。惜哉，物在人去，“访求”谈何容易？难怪“郊坛下别立新窑，比旧窑大不侔矣”，“虽取其形却失之意”，造型亦不甚规范，随意性较大，器物用途已无严格限制。
绍兴十六年（1146年），礼部太常寺奏曰，“靖康以来郊禋庙飨器用之设未备，…恭惟陛下钦崇祀事，垂意典章，凝土范金，制作高古，…当及此时，鳌正郊庙祭器之数，次及臣僚给赐，并依政和六年已行旧制，庶几多寡宜有所依据”。
绍兴十九年（1149年），“工部状，据辖军器所申：…今来除铜器、竹木器，本所差人编拣相验可以添修外，有陶器共二千二百三十八件，内有不堪四百六十件，难以添修，窃见太庙陶器，见委临安府添修，伏乞朝廷指挥，一就令临安府添修制造。后批造工部依所申施行。”朝廷艰困，“新窑”窘厄，可见一斑。
“郊坛下别立新窑”亦属“修内司窑”，简称“新窑”，全称“修内司新窑”，以别“旧窑”，统称“修内司窑”，简称“内窑”，属“官窑”特殊分支，“置窑于‘修内司’，”“名‘内窑’”，以别于“司”外诸窑，所谓“袭‘故京遗制’，置窑于‘修内司’，造青器，名‘内窑’”，易地“延续”“造青器”而已，窑匠、技艺、规章、器具一应俱全，亦如“官窑”，惟坯料，难及“官窑”，只能就地取材，将就土产“澄泥”，孰料，无意插柳柳成荫，竟烧出些名堂，自成一统，垂范后世，孰谓“名窑”，当仁不让余师，师者，“官窑”也，师、徒之间，关系密切，然其时代背景、际遇、品质、流向截然不同。山坐一半”之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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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 据元人陆友《研北杂志》记载，“宋绍兴中，秦桧修礼乐以文太平，用内侍邵谔主之，时方造玉辂及卤簿仪仗，百工皆隶之，谓之邵局，故浑礼仪器，犹铸谔姓名。”邵谔何许人也，与邵成章有何关系，虽待考，但同为“内侍”，先、后掌管“邵局”，却属史实，绝非同一人，同姓而已，或为兄弟，或为干亲； 应天府系宋钦宗陪都，临安府为高宗行在，二帝亦为手足；“龙泉县窑”黑、白两脉，同根同宗；“修内司旧窑”、“新窑”，一旧一新，一前一后，一长一次，呼“哥”唤“弟”，附以“章”生一、章生二传奇，恰为邵成章之“章”字，南音“二”、“谔”不分，“邵谔”或为“邵二”，…绘声绘色，遂有“哥窑”、“弟窑”之讹， 盖因“内窑”器流入民间，鲜有知根知底者。 “绍兴二十一年十月，高宗幸清河郡王第，”“张俊进奉”书画、宝器，包括“汝窑：酒瓶一对、洗一、香炉一、香合一、香球一、盏四只、盂子二、出香一对、大奁一、小奁一。” 足见，张俊好“瓷”，其所谓“汝窑”，虽无从稽考，却不排除名“汝”实“内”之可能，实则，张俊撤兵应天府，移师江南，亦难置“内窑”精品于不顾，尽管未必清楚“内窑”渊薮，清楚者，邵成章也，然不幸落难，余如“修内司营”知情者，孰敢道破真相？ “内窑”器持有者避之唯恐不及，更难较真，惟含糊其辞，虚应故事，久而久之，真相湮灭，诡称“哥窑”，忌惮“内窑”，纵然细究，亦是“根”系龙泉，“叶”及汴京、应天府、临安府。唐突“哥窑”，何来之有？“内窑”而已，实物有据，品质超凡，五大名窑，当占一席，许之衡所谓“吾华制瓷可分为三大时期曰宋，曰明，曰清，宋最有名之窑有五所，谓柴、汝、官、哥、定是也，更有均窑亦甚可贵，其余各窑则统名之曰小窑”（《饮流斋说瓷》）一论，当改一字：“柴、汝、官、内、定”。 “内窑”器“极其精致，油色莹彻，为世所珍”，珍者，宝也、贵也、美也、重也、瑞也，争相拥有，昂其值，居为奇货，元代以降，仿者无数，前仆后继，却无一知之“内窑”者，误称“仿哥”，诸如洪武仿、永乐仿、宣德仿、正统仿、天顺仿、成化仿、嘉靖仿、万历仿、欧窑仿、康熙仿、雍正仿、乾隆仿、嘉庆仿、道光仿、咸丰仿、同治仿、光绪仿、宣统仿…，不一而足，“民仿”更甚，多出饶地，“白胎”或灰黄色胎，难呈“紫口铁足”，故需“涂色”，劣迹斑斑，毫无“宋代”韵味，惟“雍仿”，黑胎油亮，釉质光润，“紫口铁足、金丝铁线”特征极尽夸张，不惜采用本朝器型、年号，旋纹隐约可见，极易辨识，余者，以假乱真，招摇过市，更有自诩“北宋官窑”、“南宋官窑”或“哥窑”登大雅之堂者，皆莫知“官窑”、“内窑”何许物，更不知“官窑”、“内窑”微妙渊薮也。 “内窑”号称“袭故京遗制，”但因“新成礼器”多掠往金国，“袭”亦难矣；“修内司新窑”更难，高宗所携礼器本已无多，又尽弃扬州，臣僚所携，亦不甚多，所幸，南方各级官衙未及进奉古青铜礼器尚存，权可充用，尚可参照、新制，“画到样制及未有样制”并存，疏于考究，休比“官窑”，即使“比旧窑大不侔矣”，犹言“更差”，除国用不足，缺乏匠役，土质欠佳等因素，越州、余姚、龙泉县、景德镇皆临近临安，且历史悠久，物美价廉，水运便捷，朝廷需用，召之即来，史载，早在绍兴八年（1138年），湖田窑就曾“制样须索”，接受朝廷定货，按指定样式烧造瓷器。“内窑”赘冗，无疾而终。 陶瓷史解密系列：官窑、内窑、宋青花（八）陶瓷史解密系列：官窑、内窑、宋青花（八） 所谓“制样须索”，古已有之，惟“指定样式”因人而异，其人欤，当朝皇帝也。 “定州白磁器有芒不堪用，”此其一也，“瓷面有花”，尤不堪徽宗瓷面作画，“遂命汝州造青窑器，故河北、唐、邓、耀州悉有之，”“制样须索”，仍未“中怀”，故自置窑，单烧素瓷，“花瓷”皆拒之门外，定窑、磁州窑、巩县窑无一幸免，然“瓷之有花，宋代已渐流行，蘇東坡詩，‘定州花瓷琢红玉，’”（《饮流斋说瓷》）徽宗好在并无意禁绝，“花瓷”照烧不误，窑口遍布大江南北，“花瓷”自花，“素瓷”自素，两相无碍，并行不悖，共存民间，惟朝廷独尊素瓷，“制样须索”，不涉花样、图案，所谓“袭‘故京遗制’”，亦含此意，直至宋亡，其后，元承宋制，延续之，明初方止，其间，鲜见当朝皇帝偏爱花瓷者，花瓷则我行我素，充斥民间，变成纯民俗艺术，精者益精，粗者不怠，多为褐彩，次则黑彩，间或蓝彩，时称“釉里青”，“为宋代最大发明，用阿刺伯人贩来苏门答腊之苏泥，槟榔屿之勃青，印度之佛头青，画花纹于薄质之泥坯上，再施一层薄釉，便成为美丽绝伦之青花，其法起于宋代何年，不能的考，但大观政和时，则确已有此类作品之制造”,（《中国陶瓷史》）堪称“北宋青花”，唐世已有，胎质尚未瓷化，釉色略显晦暗，饰之蓝花，益暗，不甚醒目。 靖康突变，徽宗被虏，高宗漏网，辗转驻跸，颠沛流离十余年，俱无瑕窑事，加之，“饶窑”远离京师，干预亦难，创作环境相对宽松，窑匠几无顾惮，对此，土著尚或不觉，迁客倍感宽松，犹以原汴京宫廷画师为甚，次则，北地花瓷高手，无不如释重负，“每裕然而有余也”，清规戒律弃若弊屣，信手而发，莫不惬怀，无拘无束，随心所欲，天马行空，如鱼得水，画风一改拘谨之态，激情豪放，大气磅礴，富丽雄浑，层次繁多，多而不乱，繁而不杂，布局均衡，纹饰清晰，满工满绘，惜“瓷”如金，犹恐虚费，何也？“胎质极细，色极白，其釉亦系白玻璃釉，惟澄清之处略闪豆绿色”（《饮流斋说瓷》），美也，奇也，北地未有也，麻仓土、瓷石二元配方使然，“饶”地独出，别无分号，烧制温度、瓷化程度大幅提高，可制大件器物，釉面开阔，宜绘画，尤适国粹“毛笔”，笔致韵味无异于纸、帛、粉壁，用笔，皆从书法脱出，中锋、侧锋、飞白，极富节奏变化、质感，笔法干净利落，点、划、塌、染，准确清晰，极富文人画意，雅逸淡远，浓淡相间，干湿并用，一笔勾勒，成竹在胸，自由简约，一气呵成，准确有力，富于弹性，精粗和谐，主宾协调，宏伟豪放，构图满密，层次丰富，绘画工整，严谨有序，线条流畅，一丝不苟，看似瓷器，实则，“青料水墨丹青”也，画师手中瓷，器皿功能渐失，观赏功能夺势，新一代绘画载体脱颖而出，大罐、大盘底部露胎，修饰粗率，少有施釉，内壁接痕，历历在目，与精心绘制釉面成鲜明对照，烧成，釉下着色尽皆窑变，多不如意，惟蓝花格外艳丽，蓝、白相映，幽靓苍翠，清雅娟秀，赏心悦目，极富艺术魅力，更妙者，其艳丽程度取决于蓝纹、白地配比，似“黄金分割”，须恰到好处，全靠画师精准拿捏，仔细揣度，非常人可及者，高超画功兼顾预覩能力，一笔之下，粗细、刚柔、虚实、浓淡、轻重，失之毫厘，谬以千里，线条之间，疏密、点线、间距、搭配，稍有疏失，前功尽弃，难度极高，堪称绝技，旷古绝伦，一代名瓷，“造型硕大规整，绘画精良，青花发色浓艳，纹饰布局繁密，多区间分割，各区间纹饰不同，大器生动、丰满而不单调笨拙”，且无毒无嗅，耐蚀耐磨，永不褪色，形具神生，雅俗共赏，属瓷艺重大突破，“饶料”之优尽显，拉坯、旋坯、影青工艺益精，北、南优势互补，“饶窑”技术水准一步登天，默默无闻“釉里青”一鸣惊人，蹊跷仅仅在于，看似北地画技依旧，南地瓷质如常，一经碰撞，却突现奇迹，神不知，鬼不觉，无迹无痕，陶瓷史上一场惊天巨变悄然完成，孰谓靖康突变所导致一系列突变中佼佼者，因事出突兀，未及正名，元代，始称“青白花瓷器”（汪大渊《岛夷志略》），犹胜“北宋青花瓷”，当称“南宋青花瓷”，徽宗厌“花瓷”，失之交臂，诚谓憾事，正所谓“天下之巧，层出不穷，千变万化，岂一端所可尽乎？”（纪昀《阅微草堂笔记•槐西杂志二》）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1142年，宋、金议和，南方相对安宁，经济迅猛发展，海上贸易活跃；北方则因蒙军西征，荡尽重重壁垒，陆路交往畅通，既为瓷业提供无限商机，又为瓷艺提供无尽源泉，“青花瓷”受益尤多，绘画体裁极大丰富，精品叠出，名扬四海，风靡西亚、东欧。“釉里红”、釉下无色暗纹亦佳，阴纹、阳纹、刻花、印花、剔花、划花、瓷塑、浅浮雕均别具韵味，阳纹又称粉花、珐华或法华，另外，“唐时已有青色，有黄色，有褐色，有白色，有金色，几于五光十色矣，”（《饮流斋说瓷》）因“饶瓷”属二元配方，“窑温”较高，除釉下青、红二色，余者，需釉上添绘，此亦“磁州窑”传统技术，称“宋加彩”或“红绿彩”…，林林总总，精美绝伦，争妍斗艳，盛况空前，更胜“官窑”一筹，“饶窑”成为新一代制瓷中心，因属民间盛事，鲜见文献记载，留下无限遐思，更有张冠李戴，错把“宋青花”误作“元青花”者，实属千古奇冤。1221年，宋、蒙联合伐金。 1234年，金亡，翌年，蒙军伐宋，鏖战四川、襄阳、淮河中游长达40余年，双方互有胜负，南宋士气大振，军民同仇敌忾，“青花瓷”大显身手，开创瓷画纪元，更有借古喻今，鼓动抗战，呼唤圣君、贤臣、智士、良将者，诸如鬼谷子下山、蒙恬坐帐、萧何月下追韩信、桃园结义、三顾茅庐、周亚夫、唐太宗与尉迟恭等故事情节纷纷搬上瓷面，人物多着唐、宋汉制衣冠，采用白描手法，结构准确，形象生动，耳目传神，运笔急速，挥洒自如，锋芒毕露，小中见大；山水则采用“大斧劈皴”画法，用笔泼辣，棱角分明，纹饰蔚跂，繁而有序，层次清晰，讲究远近虚实关系，尽显画院风范，与南宋四大家李、刘、马、夏如出一辙，更凸显瓷器优势，画面连续不断，首尾相接，周而复始，犹如“连环画”，故事情节动人，极富感染力。1259年，蒙哥汗暴毙钓鱼城，旭烈兀命怯的不花镇守叙利亚，率部东归，残部被马木留客击败，其所建“伊利汗国”，覆盖今伊朗、伊拉克、南高加索、土库曼斯坦等地，后被“钦察汗国”灭，惟余“青花瓷”珍藏至今。 1260年，忽必烈称汗。 1271年，建立元朝。 1274年，伐宋。 1276年，攻占临安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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